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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援藏纪实:奉献 他们在雪域高原升华人生

2019-07-29 03:18    来源:未知    

  柳刚刚,25岁,甘肃人,天津农学院2018届毕业生,现在是昌都市丁青县公务员。考到昌都,他说是机缘巧合。作为昌都援建省市,天津决定招考一批应届毕业大学生到昌都乡镇工作,充实地方人才。抱着对美好环境的憧憬,柳刚刚放弃了京津两家公司的入职机会,通过考试来到昌都。

  “到了之后,发现这里和天津有关的地方真多啊,天津广场、天津大桥、津昌体育中心……”在天津学习、生活了4年的他,倍感亲切。

  柳刚刚知道,这份“亲切”来之不易:从1994年首批天津援藏干部起,8批援藏干部和更多短期项目援藏的天津人,用精卫填海般的坚韧在雪域高原上接续坚守、默默奉献。

  王玥,河北区新程小学信息技术学科教师,和柳刚刚一样是“90后”,也同样对有着美好憧憬,希望到雪域高原历练自己,于是选择作为专业技术干部援藏。

  当飞机降落在海拔4300多米的世界海拔最高民用机场邦达机场的那一刻,一切美好的想象都被突如其来、状如擂鼓的心慌击碎了。几乎所有援藏干部都对那一刻难以忘记,很多人是靠着接他们去昌都市区车上的氧气瓶撑过了那段136公里的路程。

  “昌都的路真险啊!”现任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管理中心综合部主任的张远芳曾在2006年、2008年两次赴昌都进行农业扶贫,当时他没想到这走了近3小时的136公里路,在只能算“小菜”。机场到昌都市区是沥青路,后来到下面乡、村的路不但是土路,有的路面甚至是侧倾的,仿佛进行笼内飞车的杂技表演。

  在工作,骑马是必备技能──自然灾害频发,道路无法通车,工作还得做,只能靠骑马。“第一次下乡,路就断了,我从未骑过马,可是没办法。一边是山崖,一边是金沙江,虽然特意给我找了一匹温顺的马,我还是被吓蒙了。”江达县政府工作人员小秦,听记者说起从岗托村到岩比乡政府路窄急弯多、落差明显、随处可见山体滑坡痕迹、走得提心吊胆时,现身说法什么才是“惊险”。

  要说“惊险”,担任贡觉县委的天津援藏干部王志军曾经与死亡只有不到3米的距离。“突然发现前方有小石头滚落,我猛喊‘停车’!就离车停住的地方两米多远,滑坡,把路完全堵死。差点就被推到下面的江里了。”他说随后大家都有说有笑,庆幸逃过一劫,当天晚上车上的人谁都没睡好。“越想越害怕,真下去了,都没人看见。”

  援藏干部每一次下乡都冒着生命危险。来自天津医院、现任昌都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彤几次在下乡时遭遇车祸,同行人重伤,他奇迹般幸免于难。

  初到昌都的援藏干部们不知道,高原反应只是暂时隐藏了狰狞面目,而细碎的不适将伴随整个在工作期间,甚至一生。

  “晚上睡不着,只能吃药。”氧气稀薄的高原,安稳睡眠是奢侈的。“每年一进12月,晚上必须吸氧。”来自天津中医二附院的援藏医生卢旭亚说,如果不吸氧,会有“濒死”的感觉。在平均日照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的江达县城,植被生长远逊于昌都,天津师范大学援藏干部于坤体会这样残酷感觉的时间更长,“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得吸氧才能入睡。”

  在高原上不能剧烈运动──几乎所有上高原的人,行前都听过这样的提示。工作当前,援藏干部顾不得这些。“我们常要下乡进行政策宣讲,如果中途路断了,只能带着发电机、放映器材等设备走十几公里山路,心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于坤知道这样高负荷运动的后果就是容易生病,而且高原上得病痊愈特别慢,他曾因一次感冒,打针、输液十多天也未见好转,但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都知道话说多了伤气,可是援藏教师们到了昌都才发现,这里的授课时长远多于天津。“师资不足,我们一周差不多有30课时。”昌都第二高级中学的天津援藏生物老师告诉记者,习惯使用电化设备的援藏教师们发现,当地教师并没有使用电化设备的习惯,“只有我们用的话,每节课开启设备就要十来分钟。为了多给学生们讲知识,大家索性入乡随俗,都靠讲了。”一节课下来,就没气力说话了,很快,上课铃声又响起。

  白天工作到上气不接下气,夜里却难以入眠。此时,远离亲朋的孤单寂寥涌上心头。绝大多数援藏干部都上有老下有小,不能与伴侣共担生活重担,不能见证孩子的成长,甚至有人不能陪家中老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些生命中永远的缺憾,考验着每一名援藏干部的神经。

  在去年刚通顺丰速运的昌都,想用丰富的业余生活排解孤寂是个难题。高原上不适宜高强度健身,想网购打发时间,运费让人下单慎重,休闲娱乐设施与天津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下面的县,即便是县城,也只有一条商业街。“这里经常断电,电压不稳,好几名同志的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被烧坏。”王志军说这还不算什么,2016年刚到贡觉时,这里野狗肆虐。“县城唯一条大路阿嘎路当时刚修好,到了晚上,都是野狗。咱们援藏的医生晚上要出急诊,我们给配了棒球棒,也不能确保安全。”天津宁河区领导来贡觉看望援藏干部,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后流下眼泪──“想不到你们这么苦!”回津后,宁河区总工会为他们提供了一批电动车。“骑电动车野狗就追不上了,我们才放心些。”

  身体和心理双重的考验,相对艰苦的物质条件,让年轻的王玥在初来的几个月,想家想得夜夜躲在被子里哭。同在昌都一小援藏、来自和平区中心小学的钟平,一年下来体重掉了30多公斤。钟平说自己来昌都没多久,在总医院工作的妻子也到昌都丁青县短期援藏,两人只在妻子到达时在机场匆匆见一面。

  “第一年耳闻目睹了几名其他省市援藏干部在昌都意外去世,家里孩子又小,妻子要上班,只能把孩子给老人看。第一年休假回家后,不想回来了。”他不但回了,还主动延期一年半。是什么让他甘心继续“受苦”?

  “本来回来就想说不干了。结果刚回到昌都就接到去丁青县下乡的任务。那是冬天,村里的小学没有水,师生们去山上凿冰块再抬下来,用火烧开。太苦了!太苦了!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为他们做点什么。”为了安心援藏,他说服妻子辞职回家照顾孩子。

  “这里的孩子听课特别认真,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太打动我了。”王玥打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为让学校在迎检前启用电子图书阅览室,她和钟平从晚上9点一直干到转天早上8点。“高原上人工贵,我们就想为学校省点钱。”那一夜,钟平负责组装家具,拧螺丝的工具光充电电池就用了四块;她负责组装电脑系统,总共上百台电脑。

  “那里的人太纯朴了,第一次去时示范翻地,他们特别真诚地对我说:‘这里是高原,你不能干这么重的活儿。’”为了让藏族同胞们掌握种植有机蔬菜的本事,张远芳选择了第二次进藏。

  “还有些工作没做完,想给这里留下点东西。”来自第四中心医院、现在昌都市藏医院外科援藏的孙静涛说起为何主动延期时轻描淡写。其实作为医生,他很清楚在高原上生活三年,有些因缺氧造成的身体损伤很可能不可修复了。

  “冬天讲课缺氧更严重,别的老师授课负担已经很重,我必须回来。”昌都二高的天津援藏老师李项林,因家人病危赶回湖南。处理完家事后,校领导的意见是他可以寒假后再回。此时距放假只有不到半个月,但他赶回了昌都。

  被藏医院的藏族同事称为“浑身上下都是宝的牦牛”的卢旭亚回首这三年(延期一年半)时说:“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为当地做一些事情,困难面前,责任就寄托在自己身上,不能让人家笑话天津人。”

  张远芳记得初来时,藏族农民不愿打农药,这让他挺犯难,思来想去,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治虫害恰恰有助于在这里推广经济效益更高的有机蔬菜种植。他的同事、现任天津市农业科学院设施农业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张晓磊,在血气方刚的年龄来到,面对当地农户不愿放弃种植青稞、大棚蔬菜种植项目推广难的困境,学会了耐心做村里“堡垒户”特别是农户中女性的工作,让她们打破旧观念束缚,学习先进农业技术、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品种。时至今日,他们还会“复盘”当年的工作,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昌都藏医院的克珠医生说天津援藏医生让藏医院升华了。卢旭亚觉得自己的思想觉悟也升华了。“到了这里,才体会到了人生价值,才对孔繁森等英雄人物有了真切的了解和理解。我是在昌都入党的。”卢旭亚说。

  回到天津的援藏干部,看上去仍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其实,高原生活早已悄悄改变了他们──你我看不到的高原反应后遗症,还有那颗被英雄主义激荡过的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昌都在援藏干部的努力中升华,援藏干部也在昌都升华了人生。(津云新闻编辑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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